“安州六器”，指的是宋代人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。
“安州六器” 以其出土年代早、铭文内容重要而著名。安州六器” 实出于孝感，记述此器较早且较详的,是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十三《安州所献六器铭》跋， 云： “ 右六器铭，重和戊戌岁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之,，自言于州,，州以献诸朝。凡方鼎三、圆鼎二、抓一。皆形制精妙， 款识奇古。
历来为人们所传颂的，’安州六器”说的是北宋末年在安州地方发现的六件贵重的出土文物。这六件文物的出土，轰动了当时的朝野，连史书上都突出地记载了这一件事，可见其影响之大。据《宋史·徽宗纪四》“宣和元年(公元1119年)三月庚戌，蔡京进安州所得商六鼎。”这就是说在宋徽宗(赵估)宣和元年三月的时候安州地方出土了六件商代青铜鼎，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大事，人们以为这是天降祥瑞，当这些宝物由安州送到京城后，奸相蔡京便将这六件青铜器献给了皇帝。从此这“安州六器”就成了中国古代文物考古、金石学方面的一件重要事件了。千百年来经常为人们所引用。但从来没有人怀疑其出土地点。人们只知道文物是在安州出土的，并不知道具体出上点在哪里。一般以为宋代的安州就是今日的安陆县，顾名思义“安州六器”也就顺理成章的认为是安陆所出土了。实际上所谓“安州六器”并非安陆所出，而是出自今之孝感市。
周昭王十九年，发生在汉水流域的一场周人和楚人的战争，结果以周的失败而告终。楚人是祝融部落集团的后裔，西周初年活动在丹阳（今湖北枝江）一带，接受了周王朝的分封，是为荆楚。楚国臣服于周天子，定期向王室进贡缩酒（祭耙时灌酒于茅束的一种仪式）用的“苞茅”和用以驱鬼除邪的“桃弧、棘矢”。那时的荆楚，势小力薄，周人全不把它放在眼里，成王在岐阳召开诸侯盟会，竟把楚国图君熊绎派去看管火堆，实际上是剥夺了楚参加大会的资格。
长江中游的楚国经过了一番筚路蓝缕的艰难历程终于崛起，积极向汉水流域扩展自己的势力，与中原的周王朝矛盾日增。成王以后，周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。周人向江汉用兵以昭王十六年、十九年的两次战争规模最大。
《左传》等书记述，周昭王在十九年的下半年亲率六师攻打楚国。周师浩浩荡荡开到汉水边准备渡江，碰到了异常的天气。汉水边的土人痛恨周人的骚扰暗中进行破坏，征集的渡江船只有的是用胶粘接船板而成的。因乘坐的渡船在汉水中流胶溶板散，昭王和随从贵族祭公等人葬身鱼腹。楚军乘势反击，周人“丧六师于汉水”遭到了全军覆没的惨败。对这场不光彩的败仗，正统的史家用“南征而不返”一语带过，对周楚战争的细节甚少论及或语焉不详。
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，除了印证文献史籍的记述之外，有时还能提供或补充人们所不知的历史情节。应当感谢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，由于他们的发现，我们幸运地获得了对“昭王南征”这段史迹更全面的认识。
70年代在周原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铜器，其中对西周史事记述的最重要铭文是穆王时代的《史墙盘》，作器人墙世代为周王室的史官（乍册）。史墙对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。铭文说：“弘鲁昭王，广批荆楚，唯狩南行”，说昭王大规模地挞伐荆楚，因为巡狩而到了南方，从而赞扬昭王事业的宏伟（弘鲁），铭文中全无“南征不返”之类的遮掩之词。
收藏在北宋《博古图录》和薛尚功《钟鼎彝器款识》等书中的著名的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（1118年）在安陆（今湖北孝感）出土的一组有铭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，包括两件中方鼎、中觯等器，作器人是曾跟随昭王伐楚的贵族“中”。考古学家综合研究了这六篇铭文，发现了以往少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纪事。例如中方鼎记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，曾命贵族“中”先去南国准备行宫。中方甗则记录了“中”所走路线经过的地方，其中有方邓、鄂师、汉中洲等。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铭文中说到昭王十六年伐楚获胜凯旋归来，赏给贵族“中”采地（邑）。从各铜器的铭文分析，昭王伐楚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，规模也大，有许多贵族都跟随昭王。
根据安州六器和其它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考察，昭王十九年伐楚这场丧师之战：开始时形势是很好的。周王进军的路线是从唐国（今湖北随州北面）出发，经过厉国、曾国向南顺利推进。为了壮大声势，昭王还派出使臣到长江中游的大小邦国，争取支持。昭王本人则率师沿江而上，直抵夔国边境（今湖北秭归）。上述青铜器铭文的考释成功，提供了关于昭王南征这一段重要历史的珍贵资料，使先秦古籍得到增补和充实。
